在《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》一书中，我提到了法国的哲学教育传统。法国的中学生一定要学哲学，从哲学课中学习思考、判断及如何说明自己的思考逻辑与判断依据。考大学的时候，他们的高中毕业生必须回答像是：「所有的信仰，都和理性相违吗？」或「没有了国家和政府，我们会变得更自由吗？」这一类的问题。

你不觉得，像后者这样的题目──「没有了国家和政府，我们会变得更自由吗？」正是今天台湾年轻人迫切需要去了解、去思考的？你和国家之间的关係究竟是什么？你又如何认知」自由「呢？更进一步，也才能够讨论，这个国家是」台湾「还是」中华民国「会不会影响你和国家之间的关係呢？由谁、用什么样的方式管理政府，会如何影响你的自由？

这些问题，有几个台湾的高中毕业生有能力思考？别说高中毕业生，恐怕问新科立委林昶佐，他都回答不出来吧？和别人的社会比较，在基本思考力上的巨大集体差距，为什么我们不担心呢？

我们这个社会担心的，从来不是孩子会不会思考；看到法国这样考高中毕业生，我们担心的却是：这种题目如何打分数？ 要怎样才能在回答这种考题时得到高分？ 还有出这种题目，要如何防範阅卷老师打分数不公平？

在这里反映了台湾教育体系里另外一件可怕的事，那就是我们对待老师的态度。这又是女儿去了德国，对应、对照后给我的深刻感慨。台湾的老师比德国的老师辛苦百倍，台湾老师在这个社会上得到的尊重与信任，却远远不及德国老师。一方面，我们赋予学校、老师很大的责任，认为孩子的学习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，孩子能学到什么，都是老师要负责教他们的；但另一方面，实际上我们又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限缩老师的权力。

在这件事上，德国和我们彻底相反。德国的中学老师，不负责学生的学习，他们的角色，毋宁是学生自我学习过程中的指导与帮手。中学生学到什么、学了多少，是他们自己的责任，不能赖给学校、赖给老师。学习主要的现场，是学生的自主生活，不是学校，所以不会要将学生长时间留在学校里，老师同样也就不必一直待在学校，上无穷无尽的课。

老师责任很少，但相对地，老师得到的权力却很大。德国的中学也用课本，但女儿上的课，有的一整学期根本没有翻开过课本。老师有充分的权力决定要用什么教材教学生。德国的中学也考试，每个老师自己出自己的考题，从来不需要去顾虑别的老师、别的班怎么考。考试当然也打分数，同样，德国老师有完全的权力照自己的标準打分数，不用管别的老师用什么标準打分数。

德国老师打的分数，只对自己的学生，也就是被打分数的人负责。考完试打完成绩，老师会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解释，为什么这样打分数、为什么这个人得２，那个人得３。得３的人可以在课堂上和老师讨论，主张自己应该得２才对。也许老师就被他说服了，愿意将他的分数提高为２。拓展训练

想想在台湾，我们愿意给老师这么大的信任与权力吗？相较于德国的老师，我们的老师得到的待遇，多么没有尊严！整个师生关係的理念源头，就是不信任任何一个个别老师。老师怎么可以不教课本内容去教别的？老师怎么可以自作主张有自己打分数的标準？所有的制度设计，目的在于取消老师的个别性差异，将老师变成一体的、同样的教学机器，不能和别的老师教得不一样，不能出和别的老师不一样的考题，更不能和别的老师改出不一样的分数来。

可怜啊，被如此对待的老师！更可怜的，我们要如何期待被剥夺了尊严、剥夺了个性的老师，能够教出有尊严、有个性的下一代？ 教育体制先取消了老师独立思考、独立教学的空间，又怎么可能教出能思考、能独立判断的下一代呢？

《勇敢地为孩子改变：给台湾家长的一封长信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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